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。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，对于宋朝来说，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的屏障、一支牵制李元昊孙的力量，而是一祸胎。

王韶《平戎策》里说取西夏，必先复河、湟。我方抢先得到河湟，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。这是利。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，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。秦、渭两州首当其冲，兰、会2州先被割断，古渭境陷痪。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、韩琦、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。

仁宗时期，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，都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继续兵、宋朝腹地。这看似一条光明大，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死地后的剧烈反抗，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，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好。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，情况就不同了，他们可向西南发展，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，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、河两地，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。那时宋朝怎么办？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。如发兵去救，陕西方面、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，那样戒备，等于松散，等于无备。党项人随意选哪里兵，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…

局面恶劣到那一步，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。原因很简单：想抵抗？只有增加军队。增加军队？就要多加粮饷。多加粮饷？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——经济，就注定了崩溃！到时救无所救，从上烂掉了…偌大的文明之、幅员万里的大宋朝，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，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！

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——是否保得住河湟！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《平戎策》的最大争议。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一直以来都是“不叛无争”的朋友，你放着敌人不打，先对朋友下手，搞得众叛亲离。有什么好呢？往好里说，打赢了，把河湟抢过来了，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，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。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，那宋朝等于平空多来一大堆敌人，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，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！

而且很不幸，这在以后成了事实。但有必须指：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，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！以太皇太后、老混司光为首的反对派们。把神宗皇帝、王安石、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，都无偿还了回去，得亲政后的宋哲宗、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！

而历史证明了：河湟只要去抢，宋朝必胜！得到它后，虽多了块战场，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，在宋朝四川开战一样。但质截然不同！在四川，是大宋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在河湟开战，是西夏人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这是最本、也最显著的区别！

这都看不清。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，就是睁大睛说白话！为铲除异己，连国计民生、国家安危都不顾了！

讨论战争的必须后，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。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。西夏那片地方，除河平原一小块外，全都是穷山恶、沙漠戈，老实说那破地方。白给宋朝都不惜罕！但河湟不一样！

首先，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！应是“收复”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，安史之前。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。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，乘虚而偷窃了它！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，久而久之，就把它遗忘了。现在宋神宗时期，各满腹经纶的“大儒君们”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！

河湟地区土地沃“所谓湟中，浩亹，大小榆，枹罕，土地，宜五者在焉”它完全可自给自足，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。其实多简单，用脚趾想想也能明白：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，无论如何它都是产丰富、产稳定的！

至此，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，王韶又更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本原则。他不是好战成的人，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，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。那样也不现实，汉人是个特殊群，他们在必要情况下，的确可四海为家，哪怕飘洋过海，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。但如自己土地有得，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，事就会闹大…

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、收编唃氏，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，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，让他们习用汉法，变成以前延州的“铁相公”李士彬、环州的慕恩那样。虽是异族、却为大宋尽忠的锐队！

得其力、不畏其变，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！

至于河湟本土，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，军队住，自给自足。办法，王韶归纳《和戎六策》。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现来。

熙宁2年（1069）2月2日，富弼被任命为宰相。3日，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、大宋副宰相。

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。神宗问唐介“王安石当宰相怎样？他是文学不可任？吏事不可任？经术不可任？到底哪不达标”唐介答“王安石很好学，但拘泥于古法，议论很迂阔，如让他当宰相，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，让天下不得安宁”

转过来神宗问王安石“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，不晓世务，你怎么看”王安石答“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一些所谓学者，迂阔蠢笨，本没学会，才会说经术无用”

神宗再问“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，你首先要的是什么”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

谈话结束。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、变法正式开始！请问这是咋搞的？“变风俗，立法度”这6个字有什么力？

力超级大！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学术。这学术让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、想在弱环境中屹立不倒、发展壮大，就必须要遵从它，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，统一天下，都以它为本！

那就是光耀后世、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影里的法家！

翻历史书，不谁有什么样的见解，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：天下是法家弟打下的、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。没办法，法家讲究实效，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。让既得利益者喜。法家大的治世力量，一边让统治者们忌惮，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，于是造成一现象：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
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，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《韩非》，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，检查有没有错。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，这位儒家弟立即翻脸，哪怕对方是皇。也撇着嘴冷笑一声“韩非险薄，无足观”儒家学说博大，仁义德啊，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。没半治国创业的办法。

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，笑了笑“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，并不是喜它”

这时他在王安石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，很会耍招。他开闭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。其实都是挂羊卖狗，内里所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
“变风俗”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，人民不自服。“立法度”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德来“治国”从来都鄙视“术”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法令。那是什么呢？

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，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。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、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